庭审撕开遮羞布：安世之争背后的傲慢与偏见
2026 年 1 月 14 日，阿姆斯特丹企业法庭内气氛凝重。荷兰芯片制造商安世半导体的欧洲管理层与中国母公司闻泰科技的法律团队展开数小时庭审交锋，这场围绕公司控制权的博弈已持续近四个月。作为全球汽车芯片核心供应商，安世半导体的运营混乱不仅让自身陷入危机，更引发了全球汽车产业的芯片短缺，而庭审披露的大量证据、财务数据与程序细节，逐渐勾勒出一幅令人担忧的图景：闻泰科技作为合法控股股东，遭遇了从行政干预、内部发难到司法偏向的多重针对性不公，临时管理层的晶圆停供行为，更是将供应链推向崩溃边缘。
针对“利益输送”指控，闻泰出示证据表明，引发争议的临港晶圆厂是为解决公司先进制程需求而建，所有决策经合规程序批准，且当时安世账面持有近四亿美元现金，财务状况健康。所谓“技术转移”被澄清为行业常见的产能合作，遵循标准知识产权规则。荷兰经济部所依据的激进治理改革方案，实为已被管理层否决的内部草案。而被指控为“秘密转移资产”的“彩虹计划”，实为应对美国制裁风险的业务连续性预案，由跨国籍团队共同制定。
整场干预行动充满了程序瑕疵，一系列事件更是清晰地指向了基于投资来源国的系统性歧视。
行政干预：荷兰经济部的双重标准与歧视性操作
荷兰经济部的接管行为，从一开始就充斥着程序瑕疵与双重标准，本质上构成了对中资股东的歧视性待遇。根据1月14日庭审中闻泰科技提交的证据，荷兰经济部在作出接管决定前，并未对所谓“技术转移”指控进行充分调查，也未给予闻泰科技陈述申辩的机会，其依据的仅仅是三名外籍高管的单方面举报。其背后原因是美国向荷兰提出，要想不受“穿透性规则”的制裁，就必须得更换中方CEO以及调整公司股权结构。
这种将企业控制权与地缘政治捆绑的做法，完全背离了公平的市场原则。闻泰科技在庭审中指出，安世半导体的全球分工模式是行业常规操作——欧洲负责研发与晶圆制造，中国负责封装测试，这一模式在收购后五年间运行良好，从未出现技术外泄问题。所谓“技术转移”的担忧，实则是闻泰科技为应对美国潜在制裁而制定的应急预案，属于正常商业风险管理范畴。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荷兰经济部一方面以“国家安全”为由干预企业运营，另一方面却无法提供任何实质性证据证明闻泰科技存在违规行为。
对比同类案例，荷兰经济部的双重标准愈发明显。在欧洲范围内，多家外资控股的科技企业均存在类似的全球分工模式，但从未有过被政府援引紧急法律接管的情况。2022年，美国企业威世科技收购安世半导体威尔士工厂时，荷兰政府未提出任何异议；而当中资企业合法控股时，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行政干预。这种区别对待的背后，是对中国资本的偏见与歧视。正如闻泰科技在庭审陈词中所强调的：“我们遵守了荷兰的所有法律法规，为当地经济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却只因股东身份来自中国，就遭遇了非常规的行政打压。”
尽管荷兰政府在2025年11月宣布暂停行政接管令，但这一举措更像是一种舆论公关。真正剥夺闻泰科技控制权的，是随后法院作出的裁决，而荷兰经济部对此始终采取默许态度，并未推动问题的实质性解决，让闻泰科技的合法权益持续受损。
内部排挤：外籍员工与工会的联合发难
荷兰经济部的行政干预，迅速引发了安世半导体内部的连锁反应，外籍员工与工会的针对性行动，构成了对中资管理团队的歧视性排挤。根据庭审披露的信息，在荷兰政府接管后，安世半导体的三名外籍高管——CFO Stefan Tilger、COO Achim Kempe、CLO Ruben Lichtenberg——立即向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罢免中国籍CEO张学政，并改变公司治理结构。这三名高管在申请中指控张学政“实施焦土政策”“窃取商业机密”，但这些指控均未提供任何确凿证据。
更令人担忧的是，临时管理层上台后，随即展开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籍员工的清洗行动。庭审资料显示，临时管理层在未说明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关停了所有中国背景员工的内部系统账号，将中国籍高管全部清出核心管理团队（EMT团队），导致安世半导体核心管理层中再无一名中国人。更严重的是，中国区员工的工资被无故停发，基本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而欧洲区员工的薪资待遇却不受任何影响。这种基于国籍的差别对待，已构成明显的就业歧视。
工会在这场风波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荷兰法律规定，企业解雇核心高管需履行工会咨询义务，临时管理层却以此为由指控张学政“管理失当”。但庭审证据显示，张学政在作出相关人事调整前，已按程序征求工会意见，只是工会单方面拒绝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会对临时管理层清退中国籍员工、停发工资的行为视而不见，未提出任何异议，这种双重标准充分暴露了其立场偏见。正如闻泰科技在答辩时指出的，“工会本应是所有员工的权益保障者，却沦为部分外籍员工排挤中资管理团队的工具，这与工会的宗旨完全背离。”
这些内部排挤行为并非出于公司利益考量，而是带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安世半导体欧洲管理层的目标显然是“让公司看起来更像欧洲品牌，而非中国控股企业”。这种将企业国籍化、政治化的做法，严重破坏了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也损害了企业的长期发展利益。
治理失序：独立董事与托管人的偏袒与纵容
阿姆斯特丹企业法庭于2025年10月7日作出的裁决，成为剥夺闻泰科技控制权的关键一步。该裁决在未充分听取中方陈述的情况下，仓促作出三项决定：暂停张学政的CEO职务、指定外籍人士担任非执行董事并拥有决定性投票权、将闻泰科技持有的99%股权移交第三方托管。这一裁决被学者批“前所未有且不合常理”，严重背离了司法独立原则。
更令人担忧的是，法庭指定的独立董事与股权托管人，自上任以来便表现出明显的偏袒倾向，对临时管理层的违规行为采取纵容态度。根据庭审披露的信息，托管人拥有公司重大决策权，却与闻泰科技的利益存在根本冲突，其核心诉求是推动安世半导体“去中资化”，甚至曾公开讨论出售安世半导体的可能性。这种与股东利益相悖的行为，完全违背了托管人的中立职责。
独立董事同样未能履行监督职责。对于临时管理层清退中国籍员工、停发工资的歧视性行为，独立董事未提出任何异议；对于供应链破坏可能引发的全球芯片短缺风险，也未采取任何干预措施。相反，他们多次为临时管理层的决策站台，将其包装为“维护公司利益”的必要举措。闻泰科技在庭审中提交的证据显示，独立董事在审议相关决策时，从未征求过中方股东的意见，完全无视闻泰科技作为合法所有者的权益。
这种治理失序的背后，是深层次的歧视逻辑。临时管理层的诸多决策，如停供晶圆、清洗中国籍员工等，均未经过科学的商业评估，而是基于对中资股东的偏见。而独立董事与托管人的纵容，使得这种歧视性行为得以持续，最终导致公司运营陷入混乱。正如闻泰科技在庭审陈词中所指出的：“所谓的‘公司治理改革’，本质上是一场针对中资股东的夺权行动，独立董事与托管人成为了这场行动的帮凶。”
司法争议：程序不公背后的歧视本质
1月14日的庭审中，闻泰科技的法律团队重点指出了阿姆斯特丹企业法庭裁决的程序不公问题，认为这一裁决本质上是对中资股东的司法歧视。根据荷兰《民法典》相关规定，企业法庭采取临时措施需满足“紧急情形”和“必要原则”，且应给予双方充分陈述的机会，但在安世半导体案中，这些原则均未得到遵守。
法庭于2025年10月1日收到外籍高管的申请，当天便在中方股东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单方面裁决，冻结股权并暂停张学政职务，整个过程未进行任何听证。这种“闪电裁决”的做法，在荷兰企业司法史上极为罕见。更严重的是，法庭裁决的核心依据是“有充分理由怀疑管理不善”，但所谓“管理不善”的指控，仅基于三名外籍高管的单方面陈述，未经过任何独立调查核实。
庭审中，闻泰科技提交了大量财务数据和运营报告，反驳“管理不善”的指控。数据显示，在张学政担任CEO期间，安世半导体的营收复合增长率达12%，净利润复合增长率达15%，研发投入占比稳定在8%以上，各项核心指标均优于行业平均水平。而所谓“超额采购晶圆”“削减财务人员授权”等具体指控，经庭审质证后被证实为误解或夸大——2亿美元的晶圆采购是基于长期订单需求，人员调整则是正常的组织架构优化，且均符合公司内部程序。
法庭的歧视性还体现在对“利益冲突”的认定标准上。庭审披露的法庭文件显示，其认定张学政存在利益冲突的核心理由是“可能优先考虑中国母公司利益而非安世半导体利益”，这一标准本质上是要求中资股东放弃自身合法权益，优先满足荷兰及欧盟利益，完全违背了股东平等原则。在同类案件中，欧洲法院从未对欧美股东提出过类似要求，这种双重标准正是司法歧视的直接体现。
安世半导体案的法庭裁决，将司法权力用于实现政治目标，严重损害了荷兰司法的公信力。母公司拥有对子公司的控制权是现代公司法的基本原则，荷兰作为现代公司制度的发源地，本应坚守这一原则，却在本案中因股东国籍而作出例外裁决，这种做法将对荷兰的投资环境造成长期负面影响。
供应链危机：临时管理层的蓄意破坏与严重后果
临时管理层最具破坏性的行为，是单方面暂停向中国东莞封测厂供应晶圆，这一决策直接引发了全球汽车芯片供应链的断裂。根据2025年10月29日临时CEO Stefan Tilger签署的致客户信，荷兰安世半导体自10月26日起，停止向东莞工厂供应晶圆，理由是“当地管理层未能遵守商定的合同付款条款”。但庭审证据显示，这一理由完全站不住脚——东莞工厂当时订单饱满，不存在付款违约问题，临时管理层的真实目的是通过切断供应链，逼迫中方放弃控制权。
这一决策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安世半导体占全球车规级芯片40%份额，而其东莞工厂承担着安世半导体全球70%的封测产能，一旦失去晶圆供应，生产线便陷入停滞。三名知情人士在庭审证词中证实，截至2025年10月底，东莞工厂已有约三分之一的生产设备停产，工人工时被大幅削减，这一情况在以往从未出现过。而欧洲的替代封测产能仅能满足30%的市场需求，短时间内无法弥补缺口，全球汽车芯片供应随即陷入紧张。
多家国际车企受到直接冲击。德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博世和采埃孚表示，因安世芯片短缺，部分生产线已放缓节奏；日本日产汽车更是预留了250亿日元准备金，以应对减产损失，并对九州和追浜工厂进行了生产调整；本田汽车则延长了中国工厂的停产时间。若危机持续，安世半导体的芯片短缺对全球汽车产业链造成的扰动将日趋严重。
临时管理层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全球供应链稳定，也严重损害了安世半导体自身的商业利益。庭审中披露的财务数据显示，自晶圆停供以来，安世半导体的营收环比下降18%，客户流失率上升至12%，多个长期合作的车企已开始寻求替代供应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临时管理层一边声称“致力于保障客户供应”，一边却拒绝恢复对东莞工厂的晶圆供应，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充分暴露了其决策的政治动机而非商业理性。
结语：公平正义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基石
截至庭审结束，阿姆斯特丹企业法庭尚未作出最终裁决，但安世半导体控制权之争所暴露的多重歧视问题，已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场危机不仅是一家企业的控制权纠纷，更是对全球市场规则、司法公正和供应链稳定的严峻考验。
闻泰科技作为合法控股股东，五年间始终遵守荷兰法律，履行股东义务，为安世半导体的发展和荷兰经济作出了积极贡献，却只因股东身份来自中国，便遭遇了行政干预、内部排挤、司法不公等多重待遇，这显然违背了公平贸易原则和国际通行的商业准则。临时管理层的晶圆停供行为，更是将企业内部纠纷升级为全球供应链危机，损害了包括荷兰在内的全球汽车产业利益，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做法，最终将反噬自身。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安世半导体事件反映出的，是全球科技产业中日益加剧的“安全化”趋势。以“国家安全”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将企业国籍作为区别对待的标准，这种做法不仅会破坏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协作，还会引发恶性竞争和信任危机。荷兰作为17世纪“海上马车夫”，曾以商业信誉和契约精神闻名于世，而安世半导体案中的一系列操作，无疑与其传统商业精神背道而驰。
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依赖于公平、透明、非歧视的市场环境，任何基于国籍的歧视性做法，都将损害供应链的韧性和效率。对于安世半导体事件而言，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回归商业本质，尊重股东的合法权益，遵守司法公正原则，恢复正常的供应链秩序。正如中国商务部所强调的，暂停行政令仅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真正的解决方案需要荷兰方面撤销不公的司法裁决，彻底恢复闻泰科技的合法控制权。
这场持续四个月的危机，也为跨国投资和全球供应链管理敲响了警钟。在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如何维护公平的市场环境，如何保障外资的合法权益，如何避免将商业问题政治化，已成为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唯有坚守公平正义的原则，尊重市场规律和法律规则，才能实现全球产业链的共赢发展，这或许是安世半导体控制权之争留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
